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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谈共享经济与共享城市

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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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专访 | 诸大建谈共享经济与共享城市

 

 

2017年7月23日,《景观设计学》在西海48号文创园举办了“共享经济与城市未来”新刊主题沙龙!在界定“共享经济”的概念时,主持人和嘉宾都提到了诸大建老师的名字。

诸大建老师是谁呢?

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学组专家,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专家,哈佛大学和墨尔本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作为国内权威的“共享经济”研究者,

诸大建老师如何界定中国的“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的概念最早是从哪来的?

滴滴打车为什么不是“共享经济”?

共享城市和共享经济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共享经济对中国如此重要?

……

带着这些问题,

LAF到上海采访了诸大建老师!

被采访人 诸大建(以下简称为诸)

采访人 佘依爽?(以下简称为佘)

佘:“Sharing”的中文翻译有“分享”和“共享”这两层含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诸:通译,没有什么特别区别,都指社会公共服务的共享。共享经济追根溯源是指雷切尔·波兹曼于2010年提出的从拥有权到使用权的转移[1],即从拥有到使用、从拥有到可达,最终成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的协作消费模式。有些人仅仅以Airbnb、Uber为例讨论共享,认为闲置资源的分享就叫共享经济,把不是闲置的、有增量的共享排除在外,比如共享单车增加了很多新车就不是共享经济,是“伪共享”,我不认同这样狭隘的定义。但要严格划定共享经济界线是比较难的,共享经济与非共享经济之间的界限就像光谱一样,无法严格切割,有很大的灰色混合地带。波兹曼认为我们正处在从拥有到使用的转变当中。从下图的二维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消费方式。

共享经济不同的模式

LAF

现在共享经济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物质产品的闲时共享,即基于互联网平台的C2C或P2P,其代表就是Airbnb和Uber;另一种是B2C产品服务系统——基于欧洲循环经济的产品服务系统(以下简称PSS),是以制造业供应为基础的企业对个人的共享,供应有关产品的服务,这种形式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

PSS有别于租赁公司体系之处在于:他们制造产品但不售卖产品,而是售卖服务,是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混合。英文的Produce(生产)与Consumer(消费者)结合起来就是Prosumer(产销者),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消费引导需求,生产满足需求。比如瑞典的洗衣机品牌伊莱克斯提出的“共享洗衣机”,洗衣机安装在用户家中,用户根据洗衣机软件记录的洗衣次数向制造公司支付,按月结算。这样的模式就将企业目标从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换价值转移到提高服务效率和使用价值上。原来那些私有的、廉价的、不耐用的产品,就会被非私有的、昂贵的、牢固的产品替代。这两种共享经济形式的本质都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中国的共享单车也属于产品服务系统型的共享经济产品。共享单车企业(如摩拜单车)拥有单车,靠用户购买骑行服务来营利。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耐久性和分享率,实现了用较少的物质产品提供更多的服务。相对欧洲而言,中国因为城市面积大、人口密度高、产品周转快,更有条件发展产品服务系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其产品规模相较于欧洲的产品服务系统来说规模更大,并且拥有世界领先的移动支付技术。只要一直坚持技术创新,将以最少的物质产品提供最多的产品服务作为目标,从增量发展变成存量发展,就可实现跨越式发展,把技术、商业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讲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佘:您在微博中曾评论道:“中国的共享经济是从共享单车开始,而非滴滴打车”,能否为我们详细阐述一下这一观点?

诸:滴滴打车是伪分享,是在共享经济名义下的司机专职经营,其本质是一家出租车公司。滴滴打车运营了两年,北上广深的城市汽车使用量反而增加了,交通拥堵反而加剧了。共享经济的首要目的就是“减分母”,即在不增加汽车数量的前提下,满足增长的出行需求。城市物品拥有量应该减少或是被替代,用一定量的物质供给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这是判定共享经济的关键。共享经济所倡导的是从“拥有”转向“使用”的消费社会,是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不是只有通过拥有才能过上“富人”的生活,利用共享来实现高水平的生活也是一种方式。提高生活的效用与福祉是共享经济的最终目的,效用与物质实体之间的关联将逐渐被剥离。

北京交通拥堵

视觉中国

佘:共享经济和共享城市的概念之间有何联系?

诸:共享经济中B2C产品服务系统概念在城市尺度上对应的系统之一就是共享社区。例如,上海的创智农场就是一个案例,居民在社区里种植瓜果、蔬菜、花卉,大家一起分享产出,这是属于老百姓自下而上的存量经济增长。共享城市是共享经济概念的扩展,哥本哈根、首尔、旧金山等被认为是创建共享城市的领先者。共享城市由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组成,共享经济是逐利的,而共享社会是一种非营利模式,比如中国南方部分城市高铁站里设立的闲置衣服流转、图书漂流等设施,国外的庭院旧货出售等都属于共享社会的一部分。共享城市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互相整合、共同构建。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一处庭院旧货出售

Ildar Sagdejev

佘:共享城市中如何区别营利和非营利?

诸:所有的物品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国有,完全由社会提供,是完全的、纯粹的公共品;另一种完全由市场提供,是纯粹的市场品;第三种是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混合品。公共服务可包含非营利性质的,但也需要兼纳营利性质的,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加入,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纽约中央公园有一个溜冰场,政府投了很多资金却未能运营成功,但是特朗普作为商人加入后就把溜冰场运营得特别好;纽约高线公园的运营也很类似,同样是私有企业加入公共领域的服务后带来积极改变的案例。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尝试公共自行车租赁,但并没有在城市中实现普及。由企业主导的共享单车的出现迅速为公共自行车服务带来了不一样的景象。很多城市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完成,才能发挥最高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应该由政府主导,因为公园、公共交通等都是公共财产,虽然企业的介入能够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需求痛点,但是也有很多社会问题随之而来,比如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如果将这些公共服务回归到之前比较低的服务效率,老百姓又不愿意,只有政府和企业通过协商明确权责,用长期持久的营利模式换取良好的企业社会服务,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共享城市营造最大的难点。

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养老、教育、交通、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公共空间、公共交通等城市服务无法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来实现,这些领域都有待社会资本的加入。以前政府更看重社会资本的投资建设规模,而现在更关注项目的运营。所以在未来的公共服务方面,纯粹政府投资或纯粹社会资本的模式会越来越少,两种资本的联手会越来越多。

美国中央公园滑冰场

raccoontimon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视觉中国

佘:为什么共享经济对于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诸:共享经济在发达社会产生的土壤是充分的闲置资源,资源闲置的前提是物质产品已经非常富足,且利用率不够高。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需求还未被满足,汽车、住房都没有被闲置。这一点也回应了我上文中的观点——将共享经济划归到广义概念,即闲置资源共享与增量共享都属于共享经济。中国的物质产品需求量还在持续增长,距离城镇化率在2030年达到70%这一目标还有十几年,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共享单车、汽车分时租赁、住房共享等方面都可以争取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中国可以在低于传统发达国家人均物质水平的情况下实现较高社会福利。比如把私人汽车控制在交通占比的20%以内,通过综合的交通共享方案同时解决快捷出行不便、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中国的城市规划已迈入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转型的阶段我经常将城市发展比作“打麻将”:城市建设初期就是“摸牌阶段”,需要不停地拿牌,拿的牌越多,城市发展越大;但拿完13张牌之后,就不能再拿了。这个阶段要调整已有牌面的格局,拿一张牌、扔一张牌,低附加值的扔掉,高附加值的加进来。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已经进入“换牌”阶段,城市需要产业升级。将共享经济应用在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产业空间的转型(包括物质产品的转型)中,才能迎来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改变“新城赚钱、老城赔钱”的固化思维。上海市未来要在不征用土地,甚至减少建设用地的情况下,达到人均GDP每年增长7%、十年翻一番的目标,共享经济就是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共享经济对中国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也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真正考验。

佘:您如何看待共享经济的未来?

诸:达成共享城市的生活方式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共享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共享经济的比例肯定会越来越高,我完全是信心满满。

佘:您认为设计师在引领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您对设计师们有怎样的期待和希望?

诸:“设计结合自然”曾是设计师们的信条,未来应该是“设计结合共享经济”或“为共享而设计”,希望这能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方向,像北极星一样指引我们城市的发展。

 


复育专家简介:

诸大建 现任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循环经济领导奖,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中讲解从上海世博会看世界发展新趋势新理念,曾任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诸教授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为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公共服务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